徐小斌：八十年代琐忆

┃Personal History

八十年代琐忆

© 徐小斌／文

徐小斌

　　二〇〇五年四月的一个夜晚，我从家里返回人民医院（其时我正在人民医院住院），走到马路中央的那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一辆车疾驰而来，然后是锯齿划破玻璃般难听的紧急刹车声，同时看见投射在马路中央的一团惨白的月光，月光中间一团黑黑的东西，正是我扎头发用的绒绳——然而等我再过去捡绒绳的时候，车、月光和绒绳都不见了，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摸摸头发，绒绳真的没了——这是怎么了？是幻觉，还是我疯了？！就那么披头散发地走进病房，护士们吓坏了，我知道她们在我眼里读到的是——恐惧。 
　　那几年，我觉得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恐惧压倒了。有一天我对一个关心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害怕。她立即反问：你怕什么？是啊，怕什么？假如能说出怕什么，那么便是不应怕的了，没有怕的对象，没有恐惧的对象——也许，我是在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失去了灵魂——到处是谎言，到处是陷阱。有好久了，我害怕外面的世界，闭门不出。 
　　自由的灵魂都是纵横捭阖，飞扬游弋的。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灵魂被称为“银带”，当人们入睡的时候，“银带”是游离于人体之外的，它的遭际便形成了梦。所以，梦和现实隔得并不远，也许只隔着一扇窗，可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扇窗是一辈子也打不开的，而且他们还要诬蔑那些可以看见窗外风景的人是在说谎。 
　　我始终认为世上的人大抵分为两种，有灵魂的和没有灵魂的。有灵魂的人就有痛苦，而没有灵魂的人，既无前生又无来世，是一群注定在今生一次性消费的人，这样的人群其实十分可怕。他们混迹于茫茫人海之中，无信仰，无道德底线，更无自省精神，他们有的只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能够达到这些欲望的手段，他们混淆了视听，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极端蔑视任意践踏，对于世间的物质巧取豪夺贪婪索取，如果这样的人再攫取了作家的头衔，那便是大不幸了。但更不幸的是，这个时代恰恰提供了滋生和繁殖这种人的肥沃土壤。 
　　最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来信问，《羽蛇》的卷首语“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我说，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早已堕落成为一个物质世界，而失去了它的精神世界，也就是灵魂。而这个“我”，其实是一个大我，也可以说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女性，实际上长期受着难以忍受的戕害（也许已经麻木了）——这戕害或许来自整个男权世界——作为中国女性的最本质的“性”，早已迷失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开始发表小说。当年得了首届《十月》文学奖。现在反省，实在应当感谢那个时代，换了今天，别说是获奖，像我这等犟头倔脑一意孤行笨嘴拙舌完全不懂得讨人喜欢之人，恐怕就是发表也很难的吧——文学不知从何时变了味儿——我不想随便用“低俗”这个词，我只想说，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人性弱点，把文学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或者干脆变成了通向仕途的敲门砖。文学再不是八十年代那个刚刚开启的神圣殿堂了，在这座华丽的殿堂的后厨里，有人做了手脚，在美酒佳肴里下了蒙汗药。在貌似狂欢的飨宴中，大家都来赶着分一杯羹，以至本来清醒的人也醉倒了。 
　　八十年代我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其中之一便是与《收获》的相遇。一九八三年我写了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在宗璞的鼓励下，作为自然来稿寄去，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最有趣的是当时漂亮率直的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上了编辑部的楼梯她就边走边喊：“接来了，是女的！”——后来她告诉我因为我的名字编辑部产生了歧义。后来就是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当时小林老师如同我幻想中的吕碧城一般清高卓绝，却又诚恳谦和——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固执如我，也不能不彻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巴老。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不知为什么那时我觉得凡心里的话表达出来就会变味儿——尽管那一年我已年届三十，但心理年龄上却缺乏一个成长期，人情世故方面基本为零，甚至负数。 
　　曾经说过“八十年代是个文学狂欢的年代”，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中国文学其实就根本没有过所谓“狂欢”。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应当是个“以文会友”的年代。有许多人相识于八十年代，也包括一些作家，譬如艾青、宗璞、林斤澜、张承志、史铁生、刘恒、王安忆、王朔、苏童、扎西达娃、李陀、多多、路东之……至今，仍对他们保持内心的尊敬与喜欢。有一件趣事不可不说：当年看到《十月》所发一篇《晚霞消失的时候》，非常喜欢，想认识作者，当时的好友崔之元（据说如今已经是所谓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了）立即说，此事包在他身上。 
　　崔之元是我和邻居“发小”钱玲共同的朋友。还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就曾经受朋友之托，给钱玲带了一本书到北京来，那本书是台湾学者孙隆基写的，书名叫做《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我看过之后深受震撼。小崔直言不讳地对我的小说提意见：“小斌姐的小说缺一种东西。”第二天他就拿来一篇小说，说是朋友写的，钱玲抢着先看，没看几行就红了脸，我仔细通读了一遍，写的是一个女人，如何为了养家去跳脱衣舞，通篇全是性描写——于是我们就怀疑其实是他所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把他给批了一通，他红着脸申辩：“是朋友写的，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我倒觉得他写得很真实，像小斌姐写的那种东西太素了，简直就是全素斋，不真实。……” 
　　后来，小崔假期的时候几乎天天来玩，每次都侃得昏天黑地。所以我一说想认识那位署名“礼平”的作者，小崔立即就有了行动。他连夜赶写了一篇评论给《十月》编辑部寄出去，请他们转给作者。没想到，等到第七天的时候，“礼平”真的回了一封信，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玩。——他的真名叫刘辉宣，是当年北京男四中一派红卫兵的领袖。 
　　那是个部队大院，显然刘辉宣的父亲是这里的首长。当时他站在门口接我们，就着月光看去，我发现他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而且，和我认识的一些当年中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完全不同，连说话的方式也不同——这让我多少有点失望。他家的院子很大，院中央有桌凳，月光下，一个女子坐在凳上梳头。显然，她的头发是刚刚洗过的，肩上披着大围巾，月光下她的笑容非常婉约，刘辉宣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爱人。我半开玩笑说，那一定就是小说里的南姗了——他笑嘻嘻的，不置可否。那天聊了许多，却唯独没有聊文学。 
　　小崔出国上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走向未来”丛书、“尤利西斯与海妖”、“控制论与社会”、“希腊城邦制度”……马尔库塞、顾准、吉布斯、维纳、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这些名字，都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说的。 
　　还有一个人也说过我那时的小说是“全素斋”——她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白灵。 
　　一九八七年第一次触电，导演是导《一个和八个》的张军钊。张和想象中的差不多，也像当时风行的导演那样留着络腮胡子，一双很有表现力的大眼睛。谈得似乎很投机，他说看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觉得很好，当然也有一点意见，需要好好磨合云云。 
　　过了几天，他请我吃饭。刚刚上好了菜，像是掐准了点似的，一个年轻女孩风一般的飘了进来。那时候我还真没见过几个演员，所以看见那个女孩就觉得挺不错，我记得当时她穿一身豆沙紫的裙子，蓦然看去似乎清纯，细细端详却颇有几分妖冶。见了我，堆下一脸的笑，拉了我的手摇了又摇，像是老熟人似的。然后她开始大夸我的小说，最后她说，如果说有一点意见，就是小说“太素了”（连用词都和小崔样），一部好的小说，应当有性描写。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好像是说之所以没有那方面的描写，是因为觉得这部小说里面似乎不需要。她的声音有些粗哑，和那张脸配着不大协调。 
　　最初的时候我很是接受了她。她能说会道讨人喜欢，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吃香。何况她还不仅仅是能说会道，她待人处事恰到好处，她会反着夸人，就如那个笑话里讲的那样，某老太寿诞会上某人写道：老太太不是人。这句话把大家吓得魂飞魄散。可那人立即笔锋一转写道：老太太是神，如何如何。这样高精尖、难度极大的夸人方法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得会的。 
　　但是白灵绝对具备这种才能。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她还有一招撒手锏。现在想起来，白灵绝对是开放的急先锋，在八十年代后期，她已经完全能把性和情这两种质地不同的东西分开了，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的挺了不起。 
　　事隔不久张导就打来电话，请我帮着推荐女主角，“你记忆当中有谁演你的女一号比较合适，想想，或者，见过的，气质上比较接近的，你都可以推荐……”最后张导急了，“哪怕最近见过的也行！……”张导遇上我也算他倒霉。他绕来绕去的，偏我根本没听懂他的话，我心思是直的，特别是那时候，根本不理解别人的话外音、潜台词。于是我就挖空心思地想，谁呢，谁演合适呢？ 
　　一道光亮突然升起，之前，根据王蒙小说改编的《青春万岁》的电影，里面有个贫穷的信教的女孩，长着一双雾蒙蒙的眼睛，那个女孩……好像很合适！我这样说了，张导却在电话那边不吭气。可笑的是我完全不懂对方沉默背后的含意，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那个女孩的眼睛很特别，你注意了吗？虽然她穿得破破烂烂，可那气质，就像个落难公主似的，你不觉得吗？……”我说了又说，直到无话可说，这才察觉到，电话那边，竟然一直沉默。 
　　《弧光》正式建组了，女一号是白灵。至此，我才算明白张导的苦心。但是我再次露出傻气，我说白灵和我想象中的景焕绝对不是一回事啊，我就这么跟副导演说了，末了儿还说了一句：“要么请她演女三号吧。”于是剧组主创人员再次相聚的时候，白灵一反过去那种无比亲热的劲儿，冷着脸不理我了。 
　　张导倒是一如既往，对我很客气。且给我开了当时最高的编剧稿费：四千人民币。扣掉三百的税剩下三千七百块钱，给儿子买了一架星海钢琴。之后不久遇见刘恒，当时他正在给张艺谋改编《菊豆》，问及我的稿费之后他说，嗯，不错，我也得跟老谋子要这个价。 
　　《弧光》当时是作为实验电影公映的，有国内与海外的两套版本，海外版有当时创纪录的一分三十秒做爱镜头，还得了莫斯科电影节的一个奖，然而我在看粗剪片之后却发呆失语——这是我写的那个《弧光》吗？N年后我才明白，明智如阿城者，才是正确对待原作与成片的典范——陈凯歌请阿城看《孩子王》，阿城说：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倒是白灵，由于《弧光》获得了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这一出去就没回来，连六一年的生日也变成六八年了。先是风闻她与理查·基尔合拍了一部“反共”电影，后来又在网上看到她如今妖冶“性感”的照片，直到前不久网上疯炒她偷东西的新闻——她辩解说，是由于失恋走了神儿——这点我相信，我相信她真的是爱那个男人——在无数阅历后还能有真爱，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比起现在戴着各种光怪陆离的面具玩一夜情的正人君子们，白灵起码是个“真人”。 
　　值得记忆的还有八十年代的北大——自从阴差阳错地上了中央财经学院，我就成了个不安分的学生，几乎是入学伊始，就与班上另外两名男生往北大跑，一周至少两三次——听各种讲座——那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向我们打开一道门缝，所以门外的景色也就格外鲜艳夺目。印象最深的是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和袁行霈的诗歌讲座。至今仍记得袁教授的教诲：诗歌，应当是经历“从拙入工”和“从工返拙”两次飞跃。从工返拙的拙与最初的拙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是经过沧桑之后的返璞归真，是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后的上升。 
　　北大形形色色的讲座听得我们如醉如痴，而自己的专业倒成了急时抱佛脚的对象，往往是临考前才恶补一段，结果倒也不坏——每次的分数都骗过了老师，误以为我是一名好学生。 
　　我们三人骑着破车上北大几乎成了当时的财院一景儿。这一景儿的高潮是一九八○年的北大竞选——那一座办公大楼门口排满了密密麻麻的自行车。记得有一天，我们刚挤进会场就听见突然爆发的一阵掌声：“……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绝无共同之处！不错，世界上总有些懒得思考，宁愿把个人信仰的选择交给别人的人。这种人，生在中国便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生在苏联则拥护勃列日涅夫主义，若生在印度，会是个佛教徒，如果生在利比亚，那一定是个穆斯林！” 
　　一片笑声。黑压压的人挤满了舞台上下，过道走廊，每一个窗台每一个暖气架上都站满了人。 
　　提问开始了：“请问，你了解人民吗？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他们需要的不是言论自由思想解放，是加工资，是就业，是住房！你只能代表你自己！我们需要的是实干不是清谈，你对我校学生的切身利益只字不提，我们凭什么选你做我们的代表？！” 
　　演讲者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的口气是断言我不了解人民，这种逻辑我们并不陌生。如果我说，我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员，你就会说，但是人民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我说我本人就做过工人，你又会说工农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总之，因为你断言我不了解人民，我就怎么也代表不了人民，而你，却天然就是人民的化身，对吗？（笑声）第二，我们需要的是实干而不是空谈。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人民代表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工人要会做工，医生要会看病，法官要能判案。人民代表大会首先是个立法机构，人民代表首先是为人民说话的代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代表的第一个职能就是要‘空谈’！（笑声掌声）当然，还要有敢说真话的政治品质，坚实的理论素养，良好的工作作风和能力，等等，举例来说，雷锋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如果选他当总司令，就意味着说：政治并不是一门科学，而仅仅是一种荣誉！（掌声）再有，当年马寅初先生在人代会上提出对人口的限制，几乎所有代表都反对，于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难道那些代表都是坏人吗？不，他们都是好人！而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种议会：所有的代表都是由不折不扣的好人组成的，但是他们对于政治一窍不通！！” 
　　掌声响彻了大厅，演讲人下面这句话完全是喊出来的：“还有——我认为，我刚才所说的，是包括我们全体同学在内的主体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以上的话语，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氛围中产生出来的语言。 
　　后来我认识了那个演讲的学生——他其实是个地道的理想主义者，根本不适合搞政治。多少年之后，他依然记得我当时对他的评价：“理想主义的最后一颗棺材钉。”——私下里想，这个评价，其实也适合我自己。 
　　时代的变化太大了，以至于我们现在想起八十年代的种种，常常多少感到不可思议。有朋友说我“是个拒绝与时俱进的人”，我觉得他说对了一半。有段时间，我甚至想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天天和一帮七〇后八〇后的小孩泡酒吧，聊天，听爵士和摇滚，吃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从阿玛尼、范思哲、夏奈尔一直逛到粉红玛丽、莱茵朗姿、华伦天奴……但这样的生活还没到两个星期，我就对自已深恶痛绝了——匈牙利的获诺奖作家凯尔泰斯先生说得好：“物质的集中营甚至比纳粹的集中营更可怕。”——他想必是经历过的。 
　　我依然回到自己的惯性中。去体验写作中“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海涅诗）——这大概是我的命，人是抗不过命的。 
　　还是用我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的结尾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吧： 
　　“在一个无边无垠的背景下，人都是渺小的，无奈的，苟且的，变形的，变态的，痛苦的，压抑的，抑郁的，非正常的，无法选择的，无可奈何的，莫衷一是的，随波逐流的，背叛自己的，变成非我的，藏污纳垢的，无论是她，商娣姐妹，还是王练。甚至是华铮。她想。这么想着的时候，她看见镜子里那个被生活折磨得百孔千疮的女人，竟然又恢复了一丝生机，从她红肿的眼睛里，竟然透出一丝光来，那光越来越亮，照亮了整个屋宇，那光晶莹通透，恰似一块没有雕琢没有加工的巨大水晶，洞穿了整个黑暗的天空。” 
　　可惜，这部小说，目前还不会发表。大概要等很久很久，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但愿那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又重新注入了灵魂，而我们，也终于在多年迷失之后，重新找到了我们的本性。

　　本文选自《密语》，徐小斌／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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